6月27日消息,今日,俞敏洪在个人微信公众“老俞闲话”发布题为“老俞闲话丨商业是人类社会繁荣的发动机”的文章,分享了在5月份与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的一场直播对谈的文字实录。

　　图源:老俞闲话微信公众号

　　针对刘润“俞老师是哪一年开始创业的?当时为什么起名字叫‘新东方’?”这一问题,俞敏洪表示,“1990年底,他觉得在北大待着可能也没有什么前景,就自己出来,在其他机构教出国考试课程。当时,他承包了一个民办机构——东方大学,给他们做外语培训班,到了1993年,他觉得应该自己办个学校,一是来钱更快,二是更能自主。所以,用了半年时间领了一个办学执照。当时就想,要叫什么名字呢?原来我在东方大学,那就干脆在前面加一个‘新’字,就叫新东方。”

　　俞敏洪认为,“新东方”其实没有更多背后的含义,只是觉得加一个“新”字,还挺有意思,当然后来媒体弄了一些新的含义,说新的东方、新的时代等等,都是后来被附加上去的,他个人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只是加了一个“新”字而已。

　　直播中,刘润问:“2013年是互联网来临的关键时间点,有不少才华横溢的老师都去互联网上独立讲课,当时新东方也开始做新东方在线,拥抱互联网。俞老师应该有很多的思考,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俞敏洪回复称,当时新东方的客户群体、商业模型在改变,直接导致新东方大班老师的薪酬体系无法按照原有模式持续下去。“我当时需要做一个决策,是继续推动新东方大班模型的建设,把互联网用上来,把老师们留住?还是放弃大班模型的建设,把更好为学生精细化服务的小型班级留住?最后我们决定往精细化走”俞敏洪表示,“当时新东方还有一句话叫‘去名师化’。因为我们既不可能有这样的平台,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把这些名师都留在新东方,满足他们在商业上的追求和需要。”

　　关于新东方的现金策略,刘润问:“去年教培行业遇到挑战后,俞老师却因为一直以来偏保守的现金策略,熬过一关。您当时说新东方账面上一定要留充足的现金,能支付老师的工资,以及如果学生要退费,要能满足所有的学生退费。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俞敏洪表示,这个逻辑来自于2003年的非典。“2003年非典前,新东方很兴旺,学生交完学费我们就去租场地,做市场等,结果非典一来,学生要退费,账上的钱就不够了。那时候我能给大家退款,能熬过去,是因为向朋友借了两千万。非典过去后,我就意识到,有些风险是在完全预料不到的时候来临的,所以就有了很强的风险意识。”

　　俞敏洪认为,他本身就是相对保守的人。“我常说我就是一个农民,喜欢守着现金才觉得保险,所以那种过分冒险的投资,我通常不会做。”因此,在非典后,俞敏洪就定了一个规矩,“如果突然有一天新东方不能做了,新东方账上的钱必须能把学生家长的钱全部退掉,把员工的工资全部发完,一分钱不欠的倒闭或者关闭,这样良心上才能过得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随着新东方的发展,新东方账上的储备金越来越多,一直到这次,新东方账上的储备金已经突破了200多亿。”

　　俞敏洪表示,期间,其实也有很多挣扎。随着很多资本进入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教育也在蓬勃发展,甚至过热发展。新东方内部也有讨论,包括股东也会表示,这个钱放在账上干什么?为什么不能把它投到互联网中?“这是新东方的保命钱,如果想动这个钱,除非把我董事长的位置拿掉,把我的法人代表拿掉,并且向全世界宣告,否则这个钱就是不能动。”俞敏洪认为。

　　关于新东方股价的下跌,刘润向俞敏洪提问,“心里有压力吗?”俞敏洪表示,“压力倒不大,毕竟股价跌下来只是市值减少了,并不代表公司现金减少。当然股东是有压力的,股东也会给我比较大的压力。”

　　“我本人对个人资产有多少损失,不太在意。我本人相对比较节约,也没什么奢侈品,吃饭一碗兰州拉面就足以让我开心,我更多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即使新东方没了,我个人的生活状态依然会很好,我写的书,每年稿费、版税也能拿到不少钱,足够养活家庭,过一个安逸的生活。”

　　谈及对未来新东方的发展有什么计划时,俞敏洪表示,整体是两个,第一,依然在教育领域中深耕,更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孩子的全面成长,除了可以围绕语数英学科做一些产品外,更多还是做一些能培养孩子个性、性格、全面成长所需要的课程,比如专注力、坚韧不拔的能力、对世界的了解等等。

　　二是针对大学生和大学毕业后的职场人士,探索一些伴随他们在大学和大学毕业后职业发展方面成长课程体系和培训体系。另外,会做一些产品体系,比如我们会基于现代科技做出图书和图书相关的一系列软硬件学习产品。